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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孫中山“出讓滿洲”一事,該怎么評價?

          [日期:2016-09-21] 作者:歷史組 次瀏覽 [字體: ]

          [摘要]綜而言之,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,“出讓滿洲”這件事情的具體涵義,是隨著其個人思想的進化,在不斷變化的。

          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,沒有什么事情比向日本“出讓滿洲”一事,在今天更能引起爭議,甚至對其人格產生顛覆性的影響。故而,在孫中山誕辰150周年之際,很有必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。

          大陸學術界自90年代以來,對孫中山“出讓滿洲”一事已不再回避

          關于孫中山為換取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援助,曾一度不惜“出讓滿洲”,大陸學術界自90年代以來已不再回避。如楊天石言道:“誠然,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,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斗了一生,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。但是,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,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,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,這應該也是事實?!雹贄羁梢舱f:“關于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滿州地區權益或提供其它特權的辦法,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的情況,許多年前日本學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。對于這一說法,習慣于為尊者諱的一些臺灣學者當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。奇怪的是,并未將孫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陸學者,很多人對此也始終抱以懷疑甚至否認的態度。然而,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來,不信不談到底是不成了?!雹?

          “出讓滿洲”之說,對孫中山的形象,造成了巨大傷害。盡管學術界對此多持“可以理解”的態度,如俞辛淳教授認為,孫氏此類言行,乃是基于“革命的短期利益”而采取的一種“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”的策略手段;楊奎松教授也認為,“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拿我們今天對國家及其主權領土之類的觀念,來評判歷史?!覀円膊粦敯褠蹏c暫時的妥協、退讓和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外交行為簡單地對立起來,斥之為不愛國。歷史需要分析,更需要理解?!薄@種解讀,似尚不足以完全解釋孫的行為——因為孫的“出讓滿洲”,在前期尚帶有“割讓”性質。

          1911年之前,“出讓滿洲”帶有割讓性質;1911年之后,轉變為以保有滿洲主權為前提的租借、委托

          在“出讓滿洲”一事上,孫中山的立場,大致可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分界線,區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。在前一階段,孫的意見帶有“割讓”性質;后一階段則收縮為“租借”、“委托”性質。

          據日方資料記載,1898年,孫中山曾對內田良平言及:“吾人之目的在于滅滿興漢,革命成功之時,即使以諸如滿、蒙、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,當亦無不可?!?900年惠州起義前,孫曾訪問日本婦女界著名人士下田歌子,請求其協助籌措軍費,下田稱:“革命成功后,須將滿洲讓與日本?!睂O答:“可以”。日人小川平吉也稱:辛亥前,“彼屢屢向我輩陳述:……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,對我中國漢人來說并非絕對必要。我輩革命如能成功,如滿洲之地,即使滿足日本之希望,當亦無妨?!辈⒈г拐f,辛亥后,孫中山等革命黨就完全忘記了當年說過的話。③這些資料中的“悉與”、“ 讓與”、“ 原為滿洲人之土地”等字樣,都透漏出了“割讓”之意。

          1912年,日人森恪代表桂太郎、山縣有朋等人,與孫中山就“滿洲出讓”問題秘密接觸。密談結果,據森恪之秘密匯報,“孫已同意租借滿洲,日本若能為防止革命之離散,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日元之外再迅速提供一千萬日元借款,將中止與袁世凱之議和,孫本人或黃興當赴日本訂立關于滿洲之秘密契約?!雹?913年初,孫訪問日本,據山田純三郎回憶,桂太郎曾向孫說起日本人口增加,除了向滿洲發展別無他法,詢問孫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滿洲成為樂土,孫表示同意——稍早一些時候,孫在國內對報界發表講話時,則有“滿洲之鐵路,全歸日俄之手,……路權一失,主權領土,必與俱盡,此大可為寒心”之辭。⑤1915年,孫與日本陸軍參謀長上原勇作密談,曾允諾“可以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,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”,同時又強調“東三省是中國領土,主權仍屬于中國”。⑥1917年,河上清造訪廣東軍政府,孫曾表示,若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、貸款援助,則可將滿洲“委托日本管理”。⑦以上這些材料,均可顯示孫在辛亥后,已然放棄了“割讓滿洲”的想法,而轉為在保有主權的前提下“租讓滿洲”、“委托管理”。

          孫中山“出讓滿洲”一事,該怎么評價?

          圖:美國移民局檔案內1904年孫中山被美國移民局拘留的圖片

          1890年代,孫中山和梁啟超、譚嗣同等,俱以傳統的“華夷之辨”來看待清廷和邊疆地區

          上述轉變,自然與清帝遜位、民國順利繼承清朝版圖有關。但更重要的因素,乃是孫中山“民族主義”觀念的巨大變化。

          在1890年代,無論是革命者如孫中山,還是“改良派”如康有為、梁啟超,其思想與眼界都還沒有能夠超出傳統的“華夷之辨”。所以,不但孫中山曾高呼“排滿”口號——1894年,孫氏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,宣誓“驅除韃虜,恢復中華”,康、梁等人也走在“排滿”運動的前列——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,與唐才常輩偷印《明夷待訪錄》、《揚州十日記》等反清書籍,添加批點案語,秘密散發;甚至利用《湘報》公然為《明夷待訪錄》打廣告;譚嗣同在給乃師歐陽中鵠的書信中,“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,無所愛惜”,且秘密散布《大義覺迷錄》、《鐵函心史》等反清禁書??涤袨閯t教導康門弟子“注意大同國,勿注意大濁國?!鬂釃貙⒋髞y,為人瓜分,獨夫之家產何足惜!”因而被御史彈劾“保中國不保大清”……⑧

          因同具傳統“華夷之辨”理念下的“排滿”意識,當1898年孫中山向內田良平言及“以諸如滿、蒙、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,當亦無不可”時,康有為、譚嗣同等人也有類似的觀點。如1898年,朝廷重臣孫家鼐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“萬端并起”,經費將如何籌措時,康回答:“無慮,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,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,可得善價供新政用,不難也?!薄耙匀珖V作抵,英美必樂任之,其有不能,則鬻邊外無用之地,務在籌得此巨款,以立全局?!辈⒃谶M呈給光緒皇帝的《日本變政考》一書中,明確建議光緒賣掉“邊遠之荒地”,來為變法籌措費用,“以易金錢而興內利”。⑨ 譚嗣同也在與好友貝元征的書信往來中,主張變賣外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:“計內外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,每方里得價五十兩,已不下十萬萬。除償賠款外,所余尚多,可供變法之用矣?!雹?

          顯然,和孫中山一樣,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譚嗣同等,在1898年前后,俱尚無發端于西方的近代領土主權意識,而仍以傳統的“華夷之辨”來看待邊疆地區。不同的是,孫作為造反者,可以無所顧忌地討論“滿洲”;康梁譚等內懷“排滿”思想,外走朝廷路線,言辭之間對清廷的“龍興之地”不得不有所回避。

          1900年代,在野知識界引入西方帶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,在排滿思潮之下,孫中山曾主張“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”

          1900年代,在野知識分子(無論主張革命抑或改良)吸收了西方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“民族主義”,曾掀起一場“民族主義救中國”的巨大思潮。其開端乃是1902年梁啟超所撰寫的《新史學》。梁在文章中明確說道:“提倡民族主義”,乃是“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”的必須手段。1903年,革命黨人主持的《浙江潮》雜志,也大聲疾呼:如果“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于吾中國,則吾中國乃真亡矣!”

          這股思潮,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“排滿”意識。按梁啟超等人的邏輯,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,乃是因為它們是“民族國家”;中國要強大,也須轉型為民族國家;轉型的當務之急,則是以“史界革命”的方式,來激發國人的“民族意識”。在這場文化革新運動中,知識界重構歷史,造出了一條自黃帝而下,由岳飛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鄭成功、洪秀全等歷史人物組成的“民族英雄”譜系。在這條譜系中,黃帝排蚩尤、岳飛抗金、文天祥抗元、史鄭洪抗清……無不切合當下“排滿”之意。梁啟超甚至寫信給康有為,明確表示自己不能遵從康的勸誡,是一定要“排滿”的,因為“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,勢不得不攻滿洲。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,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?!保?1)至于革命黨人,無不是“排滿”主張的擁躉,如在陶成章看來,“孰為中國人?漢人種是也。中國歷史者,漢人之歷史也?!彼谓倘室残Q:“中國者,漢族之中國也?!?

          孫中山當然也是這股“民族主義救中國”思潮中的一員,甚至可以說,孫后來“三民主義”中的“民族主義”,即發端于這場思潮。這一時期孫的“民族主義”,實際上就是“排滿主義”。 在《民報》發刊詞中,孫說:“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,異種殘之,外邦逼之,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”;在與康黨論戰時,孫又呼清帝為“客帝”,責備康有為“忘本性、昧天良、去同族而事異種、舍忠義而為漢奸”、“保異種而奴中華,非愛國也,實害國也”,并感慨“漢人者,失國二百余年”,因“赴媚異種,故中國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”……(12)“異種”兩字,足見其“民族主義”中的“種族主義”色彩。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支配下,說出“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,對我中國漢人來說并非絕對必要”這樣的話,是一點都不奇怪的——1906年,孫氏曾對日人說道:“中國革命目的在于滅滿興漢,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?!?

          孫中山“出讓滿洲”一事,該怎么評價?

          圖:宋教仁。1900年代,宋乃“中國乃漢人之中國”的熱烈擁躉

          辛亥年前后,梁啟超、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觀念均有極大的進化,保有“滿洲主權”成為孫中山不可動搖的一條底線

          今人當然可以責備孫的這種“種族主義”太過狹隘。但同時也須知,以激發“種族意識”為核心內容的民族主義,當時尚是全人類的迷思。梁、孫諸人將其引入中國,實有與同時代西方“先進”文明“接軌”的強烈愿望在其中。

          1905年,見識漸深的梁啟超,開始脫離“排滿”陣營,于《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》一文中,首次提出“中華民族”一詞。梁認為,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的種族,而是多種族混合而成。孫中山具體何時擺脫狹隘的“排滿”意識,尚待考證——因革命黨人以“排滿”為發動民眾的重要工具,故孫在辛亥前從未公開批評過“排滿”,但1912年元旦發布的《臨時大總統宣言書》中,孫氏的說法已與梁啟超的意見頗為相近,在孫看來,所謂民族統一,即是“合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諸族為一人”。

          到1920年前后,孫中山的民族觀念,又有一次巨大的變化。孫曾對國民黨人如此說道:“現在說五族共和,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。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?我的意思,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(如美國,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,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,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);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,然后民族主義乃為完了?!保?3)滿族既屬“中華民族”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,孫中山自也不再對日言及“割讓滿洲”,轉而在商談出讓“滿洲利權”時,一再強調其主權不容侵犯了。

          結語

          綜而言之,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,“出讓滿洲”這件事情的具體涵義,是隨著其個人思想的進化,在不斷變化的。今人在審視孫是否“愛國”時,須了解孫所處的時代,乃是一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。對孫而言,“愛國”毋庸置疑,但“國”究竟為何物,卻仍是一個問題。從“華夷之辨”,到“種族主義”,再到“五族共和”,終至“中華民族”,“國”的涵義在變,“出讓滿洲”的底線也在變。今人應理解這種“變”的不易;畢竟,今人批評前人時所使用的種種觀念和概念(如領土主權、中華民族),其實也是前人不斷摸索、糾錯的“變”所留下的遺產。

          孫中山“出讓滿洲”一事,該怎么評價?

          圖:1911年底,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上海討論組建臨時政府等事宜

          注釋

          ①楊天石,《孫中山與“租讓滿洲”問題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988年第6期。②楊奎松,《孫中山出讓滿蒙權益問題的再探討:評李吉奎<孫中山與日本>;俞辛淳〈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〉》,《中研院近史所集刊》第40期。③楊天石,《孫中山與“租讓滿洲”問題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988年第6期。④藤井升三,《“孫文與滿洲”問題》,收錄于《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·7》,P07。⑤孫中山,《欲解決外交問題須取門戶開放主義》,1912/09/05。⑥孫中山,與日本上原勇作的談話(1915年末或1916年初)。收錄于《孫中山集外集》,P225-226。⑦藤井升三,《“孫文與滿洲”問題》,收錄于《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·7》,P08。⑧可參見:黃彰健,《戊戌變法史研究(上冊)》,上海書店出版社,2007,P124-378。⑨茅海建,《從甲午到戊戌 康有為〈我史〉鑒注》,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,2009,P348。⑩譚嗣同,《報貝元征》,收錄于《譚嗣同集》,岳麓書社,2012,P224。(11)梁啟超,《光緒二十八年十月與夫子大人書》,收錄于《梁啟超年譜》,P157。(12)參見:《敬告同鄉論革命與?;手忠皶罚?903),《支那保全分割合論》(1903)、《駁?;蕡蟆罚?903)、《中國應建設共和國》(1905)。等。(13)孫中山,《修改章程之說明》,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演講。

    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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